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目前的证券市场，尤其是这4000万股民意味着什么。

    从民生的角度观察，4000万股民的参与，1.2亿人的日常生活与股市密切相关，表明中国的民生状况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正在改变着中国社会的微观基础，反映在民众生活上，至少有三方面的改变，透露出非同寻常的社会意义。

    第一，民众的收入来源正在发生重大改变。通过将部分剩余资产转化为资本来获取投资收益，正成为中国民众，尤其是城市居民又一自主性很强的收入来源。资本和土地、劳动力、生产资料与知识技术一样，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在城市，绝大多数居民没有一分土地，只能通过投入劳动与知识技术来获取工资报酬。因此，通过投入资本这一生产要素来获取收益，就像农民通过土地获取收益一样，正成为城市居民试图开辟的又一经济来源。这就是为什么在4000万股民中，城市居民占绝大多数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民众的经济观念正在发生重大改变。通过将部分储蓄转化为投资，避免因低利率、甚至负利率而造成的财富损失，进而获取与经济增长相吻合的更高收益，正成为民众理财意识觉醒的标志。研究表明，从长期趋势看，在经济持续增长的情况下，股票收益要明显高于债券和储蓄。从去年开始的储蓄大搬家说明，民众对于储蓄、债券、基金、股票等不同投资理财的认识日益清晰。不仅如此，这种观念的转变，还表现为投资者主体意识的增强。这种自主权益意识的觉醒，将对经济社会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

    第三，民众的生活保障基础也在发生重大改变。在看好经济前景的前提下，民众将部分收入转化为投资，获取长期投资收益，一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出现因退休或失业等因素造成的收入减少进而影响生活质量的窘境；二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个人财务自由，按照自己的理念安排生活。这样一种自我保障意识在广泛的社会人群中自然扩展，无疑将对整个国家的社会保障格局与长期安定有实质性影响。

    从经济结构的角度观察，这4000万股民的参与，表明中国经济的金融资源结构以及其他要素资源结构，特别是其中的权益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正在对中国经济的制度框架产生深远影响。这中间也包括对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结构的巨大影响。

    首先，中国经济的金融资源结构以及其他要素资源结构正在发生根本改变。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中国经济的主要资源，包括金融与其他资源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都由行政部门所掌控。现在，当特大型国有企业、国有商业银行先后步入股票市场；当4000万投资人拥有了对上市企业的直接话语权，这就使整个社会的资金结构与资本结构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改变。与此同时，诸如矿产、地产、技术等生产要素资源在证券化过程中，其内在关系也发生了彻底改变。这种要素资源的结构性变革，其意义非比寻常。

    其次，中国经济的权益结构与制度框架正在发生实质性改变。在要素资源发生结构性变革的同时，中国经济的权益关系也在变革。这种变革表现为国有资产的权益让渡，变抽象的民有为具体的民有。因为，当4000万投资人持有超过21万亿元市值时，他们拥有的不仅仅是市场交易权，更是被证券化的企业命运、企业权益。也就是说，作为公众公司的上市企业，它的权益必须按市场法则来处分。任何违反市场规则的做法，都是不被允许的。这对原来以行政权力主导的经济制度来说，将是一次全方位冲击。

    此外，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与区域结构调整也因此受到影响，发生更符合市场化原则的改变。在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产业与区域结构调整，多半是由政府主导的，由行政权力主导的结构调整有其先天性缺陷。现在，当4000万投资者介入资本市场，当金融与资本市场已经有相应的融资手段与足够的吞吐能力时，由于资本的逐利性，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与区域结构调整，也就获得了两大利器，一是价值发现机制，一是价值创造机制，从而使这两大战略性调整与资本市场产生持久的共赢互动。这在未来，将是更为壮观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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